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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本人的影响亦很大。即使现在从事媒体行业，仍觉黄旭华院士是我采访过份量最重的人物，或许没有之一。很幸运，2019年，在上海交大校友会的组织下，还是学生的我参与制作《我们这一代人——与祖国共同成长的70年》专题片，采访拍摄1949届交大校友黄旭华院士、孙钧院士、汪耕院士，他们分别深耕核潜艇制造、国家重大工程、发电机研制等领域。非常遗憾的是，随着黄旭华院士的过世，三位“国之重器”皆已逝世。

说到交大造船系求学时读英文原版教材，他作出挠头的样子，笑说开始的时候“啊呀头都大了”；大学七点的早课，他摇摇手说有时“起不来的”，因为他一边读书，一边搞学生工作到凌晨一两点；说到保密工作时期见不到家人，他神色黯下去；说到大学参加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的经历，他声音又大一点，张口就唱上一段《山那边哟好地方》：“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假如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给你当牛羊”。

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随着战争的爆发，他历经千难万险去内地读书，此后离家“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说早期研制核潜艇时，我们国家人才、知识、专家指导、参考资料都很欠缺，要带着“放大镜、显微镜、照妖镜”去研究国外的资料，留着心辨别真假；他说那时没有计算机，海量复杂的计算，是大家伙一点点用算盘和计算尺算出来的，这样精密设备的计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不知道准不准，一个数字得安排多组人一起算，得出一致的数字才算完；自力更生造出的核潜艇投入试验了，到底行不行呢？大家都忐忑，他作为总工程师决定带头深潜下去，是有信心的表现，但也是不计生死的表现——我常想，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工程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不能为人知的角落，要开荒，要扛责任，要布大局，到了危险关头，又要第一个站出来，这样赫赫而无名。

专题片制成后，同年4月，在学校的校庆日进行了发布。此后求学以及毕业后参加工作，听到黄旭华院士名字的频率仍然很高，他的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精神感染了更多人。我知道上海交大将一条校内道路命名为了“旭华路”，几乎贯穿南北，串起了在校生吃住活动的日常。交大还有个“旭华班”，首次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作为新增专业纳入强基计划，培养卓越工程科技人才。与母校的缘分外，他对国家科技事业、核潜艇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一直关心，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生平文章介绍，他先后向科研、科普、教育机构捐献自己的奖金逾2000万元。

2月7日下午，我在报道上海交大为黄旭华院士举办的追思活动之余，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市民，默哀、鞠躬、献花。这两日从媒体报道中获悉，在老人广东的旧居、在武汉的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九研究所的黄院士吊唁现场、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市民们纷纷来敬献鲜花，现场哀思如潮。我瞥见人们给老人的纪念卡片上这样写着：“国之巨匠，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