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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切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不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不再执行检察业务评价指标体系，不再设置各类通报值等评价指标，不再对各地业务数据进行排名通报，切实、真正把检察管理从简单的数据管理转向更加注重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上来。”2024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改进检察管理、为基层减负措施，提出“一取消三不再”，一体抓实“三个管理”，在司法理论和实务界引发热议。

为适应“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新格局，最高检于2020年1月首次印发《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后历经3次修改贝斯特，指标数量逐步精减。“然而该评价指标在运行较长时间后，数据管理简洁、直观的效能在实践中逐渐出现副作用和‘异化’现象。”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申国军说，一些地方唯指标、“卷”数据，工作“盯着数据看”、办案“围着数据转”。只要有“指标”，就会有人主动去“比大小”，甚至层层加码、搞“数据美容”，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采访中，多名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表示，他们曾普遍面临不捕率、量刑建议采纳率、认罪认罚适用率等多种考核，深感为数据所困、为考核所累，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上。为应对考核，他们往往不愿把一些本应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退补；为提高量刑建议采纳率，往往提前跟法官沟通量刑；为提高认罪认罚适用率，反复提审嫌疑人劝其认罪认罚。

“司法案件不是工厂生产的螺丝钉，每一个案件都是‘鲜活的’，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用数量衡量质效。此外，在全国范围内用一组指标、一个标准、一套数据来评价各地检察履职优劣，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合理。”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石献智表示，之所以取消简单的指标数据考核，主要原因是当前指标考核的弊端已经超过其有利的一面，利弊权衡之后决定取消，旨在进一步回归高质效履职办案的本职本源。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检察机关领导干部习惯了简单的数据管理，离开指标数据就感觉没有‘抓手’、管理时心里没底。”石献智说，取消简单的指标数据考核之后，也要转变管理理念，调整管理思路贝斯特，更加注重其他管理手段，不能困于“只有指标数据考核才是管理”的思维。检察业务管理绝不仅仅是几个数据的管理，而是业务、案件、质量的综合全面管理，也不仅仅是只抓几个指标，更不只有指标数据考核这一个“抓手”。

“一取消三不再”并不是不要数据，而是在确保数据真实、客观、准确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业务数据的分析研判功能，对履职办案质量、效率、效果进行全面深入分析，找准影响检察办案质效的“症结”，切实把检察管理从简单的数据管理转向更加注重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上来，更加注重对重点案件类型、重点办案领域、重要业务态势的分析研判上来。

石献智介绍，“三个管理”既各有侧重，又有机联系——业务管理侧重于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对检察业务、检察工作的趋势、规律、特点等进行研究，加强业务指导，服务科学决策；案件管理侧重于对案件进行流程、实体等全方位管理，包括办案组织设置、办案职权划分、办案监督管理等，推动落实司法责任制；质量管理侧重于促进办案实体、程序和效果的有机统一，贯穿于案件办理全过程，既要抓好案件质量检查评查，还要抓好司法责任认定追究，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