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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市检察院提请贵州省检察院抗诉的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某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检察监督案就是针对生效裁判的监督，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不能简单机械地把事故发生与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画等号”而提出抗诉，法院再审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撤销原一审、二审行政判决和行政处罚决定。该案就属于正面清单认定的高质效履职行为。

“一取消三不再”后，贵州省检察院对业务质效考核评价进行了完善。取消了首位满分制，不再以某项业务数据的最高或最低作为该项考核满分，而是根据各地正负面清单情况对其工作进行评价;取消计分制，而是评定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对出现数据造假等情况的一票否决。目前，贵州省检察院正在按照该方式对各地工作进行评价。

日前，她的团队正在办理一起某单位及工作人员未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重大监督事项。该事项由贵阳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勇牵头，组织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办案骨干，从4年来全市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梳理出113起案件背后存在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住宿经营者等应报未报问题。为此，贵阳市检察院启动重大事项案件化办理程序，拟定了案件化办理流程共16个环节，并拟向行政机关、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贵州省检察院把完善监督办案方式作为提升监督质效的关键一环。经过在遵义与黔东南的试点运行，2024年12月，贵州省检察院正式出台《贵州省检察机关检察监督案件和重大监督事项实质化办理工作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对检察监督案件和重大监督事项受理立案、调查核实、监督措施、跟踪反馈、复查复核、结案归档、司法责任等作出明确规范。

“我们不是不要数据了，而是把数据作为研判分析业务态势的依据，并且通过反查、分析数据对应的个案，发现真问题。”贵州省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主任王红梅举例说，他们目前对侦查监督类案件数据实行逐案核查制度，每个月把所有监督立案、监督撤案、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侦查活动违法的案件拉出清单，由部门检察官进行阅卷审查，重点审查这个案件为什么要监督、监督点是什么、侦查机关的违法事项是什么、监督手段是否妥当和必要、监督后侦查机关的态度是什么、整改情况怎么样等等。

既要找不足，更要从典型案例里总结经验。2024年，贵州省检察机关推出了常态化“透过业务看政治讲忠诚”案件讲评活动，全年累计开展讲评1176场，1350余名检察人员走上讲台讲述自己办理的高质效案件，引导检察人员把政治意识、大局观念、法治思维、为民情怀、检察担当统一于具体的检察办案，增强高质效意识，倒逼多办高质效案件。该做法被贵州省委政法委在全省政法机关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素增能过程中，科技再次被重视。例如由遵义市检察院、遵义市汇川区检察院联合研发的“案件质效管理动态监测系统”能对法院超审限未宣判、罚金刑判决错误、公安机关违规取保候审等线索开展监督，进一步丰富系统的监督场景和价值。再如安顺市检察院研发的“从业禁止令漏用、超期送达法律文书及罚金刑错判监督模型”、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检察院研发的“强制措施不规范情形监督模型”等，聚焦检察业务工作中的难点，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省检察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最高检党组决策和全国检察长会议要求，切实把检察管理从简单的数据管理转向更加注重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上来，提出‘六个突出’，即突出价值导向、突出质效研判、突出实质化办案、突出个案评查、突出科技赋能、突出激励约束，激发检察官履职办案的内生动力，加强司法责任追究的外部制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贵州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永金指出。